摘要：
当前我国经济宏观调控面临着市场化、信息化、虚拟化、全球化、资源紧约束、经济目标多元化等多重挑战，国民经济调控能力建设已成为重大急迫课题。建设和谐经济与社会秩序，需要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目的性，强化对经济信息的准确掌控能力，增进中央调控的权威性，发育政策实施的中间组织，把握调控政策的主动性。
关键词：宏观调控 能力建设 政策
从国际经验来看，后发国家要在既有国际竞争秩序中取得优势，就必须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规划组织和领导力。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就构成了我国国家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对我国而言，宏观调控能力就是紧紧围绕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国际合作措施，保证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均衡，保持国民经济与社会又好又快稳健运行的综合掌控能力。
今后15-2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在此期间，以科学发展观基础的宏观调控能力，是我党执政兴国能力的核心表现形式之一，而且，通过宏观调控能力建设，有助于根除体制转轨阶段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增强人民群众对国家建设与发展信心。因此，研究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宏观调控能力建设面临着历史性的新挑战
2003年以来的本轮宏观调控，已经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同时我国的经济总量与结构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根本变化，与改革开放以来前几轮的宏观调控相比，当前的宏观调控能力建设面临着一系列历史阶段性的新挑战：
其一是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挑战。众所周知，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当前，我国经济市场化的水平越来越高，市场机制正日益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并成熟运转，同时传统管制经济的机制在逐步推出，在此背景下，同时出现了诸多“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现象，宏观调控时常面临两难选择。
其二我国经济与社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的挑战。现代信息技术开始广泛应用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模式正产生深刻的长远影响，经济信息数量随之剧增，但其中不乏一些严重失真的信息，这些失真信息传播开来很可能会冲击市场经济秩序，甚至衍生出无法控制的消极经济“蝴蝶”效应。全面、准确、快速国民经济运行信息的收集处理能力，在宏观调控能力建设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其三是我国经济的虚拟化的挑战。纵观当代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以股票交易、债券市场、期货交易、外汇交易等为主要内容的虚拟经济及房地产半虚拟经济已经占有很大的比例。与2005年GDP相比，我国股票市值占GDP达到57%，但是以市场实际可交易的流通市值看，这一比值仅仅为14%。专家估计，当前美国的虚拟经济规模是中国的20倍以上，日本的虚拟经济规模也比中国大18倍，这说明中国虚拟经济发展仍有很大空，。但虚拟经济运行具有其独特规律。毋须置疑，我国政府在调控实体经济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有益经验做法，但在调控宏观虚拟经济方面总体来看仍然处于探索学习阶段。
其四是资源、生态状况和环境日益恶化的挑战。当前，我国现有的自然资源已大多难以完全由国内供应，相当一部分重要自然资源有赖于国际贸易，同时因改革深化各级政府直接调拨资源的能力受限增多，而且，随着人口总量的持续增加和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水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保持、恢复和改善面临着空前大的压力。宏观经济调控措施面临着尖锐的长期与短期、局部与整体利益矛盾压力。
其五是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高达70%以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和产业分工中的重要一环。可以预见，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仍将继续扩展，相关的国际经济规范和其它国家的经济波动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必然对我国的宏观调控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时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互动效应带来了我国宏观调控措施的制定、出台时机、过程监督、效果评估等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我国的宏观调控势必要和相应的政治外交、国际协调结合起来。
其六是和谐社会目标多元化的挑战。和谐社会是我国中长期战略目标，它囊括了社会、经济、政治、地区、自然生态等多层面的和谐内涵，其目标是多元性的，这就使我国宏观调控已经远远地超过经济总量调控的范围，肩负着调整各项失衡的重任，要求宏观调控在重点关注经济层面目标的同时，还必须顾及它层面的要求。
二、强化宏观调控能力建设的战略选择
1．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强化其根本的目的性
“权为民所有，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我党新时期执政兴国的总体要求，一切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必须以此为立足点，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必须时刻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切身利益为归宿，尤其是要避免使宏观调控变成某些少数特殊经济利益集团的工具，损害社会弱势大众的基本利益。
2．进一步加强对基础经济信息的及时统计分析能力，准确地把握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增加宏观调控的精确性。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升，现有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已难以独自承担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工作，一些重要统计信息不够准确、完整，个别指标与实际情况相比甚至出现严重偏差，必须进一步加快国民经济与社会统计体系改革，整合工商、税务、海关、金融、行业主管、司法等部门经济类信息，引进有关国际组织、机构投资者、信用评级机构等第三方信息补充、完善。要广泛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增加必要的财力投入，持续加强人员培训、培养工作，全面提升基础经济信息的及时收集、整理分析能力，鼓励各种行业经济组织积极从事行业国内外信息搜集、整理工作，鼓励社会公益性的调查研究工作。
3．积极研究和整合政府有关部门职能，进一步增强宏观调控的权威性。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日趋紧密互动，宏观控制政策的研究、制定、落实需要政府越来越多的部门配合，在此过程中难免出现政出多门，不利于向市场和产业界发出统一的调控信号，造成某些地区或某些产业领域执行困惑，为此，有必要研究和整合政府有关部门职能，尤其是金融等虚拟经济管理部门职能，建议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统一发布宏观调控政策，各有关部门贯彻实施，社会中介组织、媒体、公众监督反馈，增强宏观调控的权威性。
4．进一步加强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总结出适用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的逻辑模型，增强宏观调控的可预见性。
政府现有的宏观经济参谋管理部门，对已往的宏观调控的成功实施做出了众所周知的重大贡献，这些部门与宏观调控决策部门保持高效沟通，对国家宏观政策理解全面准确，尤其是在研究国有经济方面占有很多优势资源。但随着非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也急需一批官办的或官民合办的或者自愿合作的民间专业研究机构成长壮大，它们既可以反映非公有经济的真实情况和补充现有宏观经济参谋管理部门工作，也可以为宏观决策部门提供新的政策视角。另外，还必须加强虚拟经济成长与发展研究。只有建立在集思广益基础上的宏观决策模型，才能增强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的前瞻性，也才能增强产业界对宏观调控的可预期性，尽量消除过多的市场波动引起的经济秩序混乱状况和社会经济资源浪费情况。
5．进一步推行上下互动、区域合作、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国民经济与社会规划编制机制，尽快制定出覆盖所有国土的功能综合规划，促经济资源在地区间的合理配置，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增强宏观调控的规范引导性。
为了更高效地引导各类经济资源在地区间合理配置，促进区域分工合作，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即在制定全国范围内的国土功能规划，避免大量的重复建设和资金浪费，将国家宏观调控最高决策部门由目前的单个产业政策制定甚至单个项目审批的中微观管理中解脱出来，增强宏观调控的宏观指导性。
6．进一步强化具有社会公益性政策传导工具组织发育成长和职能拓展，增强调控的主动性、可逆行和执行力。
市场机制优势的充分发挥有赖于大量的社会中介组织，如信用评估机构、行业协会、学会、产业合作联合体等行业组织，这些中介机构的建立、成长和运作，一方面有利于形成理性有序市场竞争的氛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制订和执行，将这些中介组织视同宏观调控的传导工具，无疑可以强化宏观调控的主动性、间接性和可逆性，同时也提高宏观调控的执行力。当前此类组织成长急需破除过多的官办性质，在加强监督的同时尽量恢复其应有的民间公益性和自组织性。
7．进一步加强全球和地区经济合作，增强宏观调控的主动性。
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性和地区性经济的重要部分，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也有赖于在全球及地区经济的合作与分工。积极参与全球性和地区性各种经济合作组织事务，不但有利于国际经济规范的中国化，而且也十分有利于中国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地区化。主动参与合作，既可以减少外部国家宏观调控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也可以减轻我国宏观调控对有关国家经济的不利影响，保证相对和谐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我国经济又好又快持续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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