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生于山西省**县沟南村。1936年在**成成中学求学期间，因参加进步学生活动被捕入狱。1937年经营救出狱，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历任山西牺盟会县特派员、中心区秘书、县长、太岳行署处长、专署专员等职。1949年建国后，他曾担任过**市市长、南京市市长、山西省副省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1985年6月10日因病逝世于**。在我与**工作过的老战友、老部下的交谈中，有人将**的一生概括为“高尚的人品和官品”。
观念开放、超前创新
**1952年调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分管城市建设工作），1955年1月任市长。他一上任，就一心想把**市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城市。可什么是现代化？50年代初的人们，观念是模糊的。一些人以为现代化就是“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住着大高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况且，当时有关这方面的国外信息很少，**又没有出过国，没有亲眼看到别国现代化城市是个什么样子。可是，令人惊奇的是，那个时候**头脑中已经有了一个**市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雏形，并形成了一个明晰的概念：城市建设应该以适合人类居住为目标。也就是说，城市应当既有发展经济的充足空间，又使人们居住起来舒适宜人。在这个观念指导下，1954年**市第一期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产生了。
在**的思路中，**市应该建设成布达佩斯那样的格局：多瑙河穿城而过，河的一边是布达，另一边是佩斯。这个城市相当美，被称为“多瑙河明珠”。现在**市城市建设的整体格局基本上维持了他的这个思路：东西线以迎泽大街为中轴，南北以汾河为中心。整个城市的“骨架”就是1954年规划中形成的。这个规划是成功的，受到当时国务院的表扬。
50年过去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市第一期总体规划仍然是个先进的规划——在旧城的西城墙外修建一条新马路（现称新建路），路西集中搞民居建筑，路东建成绿化带和城西水系。城西水系指从城北将汾河水经黑龙潭（今龙潭公园）、饮马河和西海子引进市区内，汇至迎泽公园（市区中心），然后又将河水从迎泽公园引入汾河。整个水系形成一条既穿城而过又环城而行的自然水源的水系统。**常讲一句话，“规划就是法”。遗憾的是，这个规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了。“文革”中接管城市的负责人硬说搞成花园城市，是资产阶级的建筑思想，于是就在新建路东面盖了几幢楼房。这一盖就不可收拾了，一幢一幢的建筑物逐年多起来。结果，原规划的绿化带和城西水系被改变了。可惜、可叹啊！
1965年，**调离山西，至1979年，他第二次回到**，任山西省副省长，兼**市市长。他在第一期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又主持制定了**市第二期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他带着工程师，坐面包车绕城区整整转了两天。所以第二期规划出来以后，有些项目到现在看来也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比如，把汾河建成一个市中心风景区，解决**市的水源问题等等。工程师们后来回忆说，岳市长是一个看得远、有想法，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实干家。2000年，在获得联合国“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的汾河公园落成剪彩仪式上，原省委书记李立功在讲话中说，这是老市长**同志给我们奠定的基础，作出的规划，我们应当感谢老市长。
**曾经讲过：“城市建设上的错误是人类最难改正的错误之一。在城市规划上，要有五十年不落后，一百年不后悔的思想。”据**的秘书回忆，1983年6月，**在《城乡建设》上发表文章，对此讲得很深刻，很有见地。文中还针对城市建设中诸多问题，如城市的计划体制和投资体制方面的问题，明确指出为什么经常有“拉锁马路”？为什么投资和建设不同步？一个是实力问题，一个是观念问题。
**在任期间，**市在诸多方面都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当时市内开通电车的，除了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外，**是中等城市中的第一家；宽银幕电影院，现在不稀罕，那时可是稀少的很；能容纳五千人的湖滨会堂，以花钱少、效率高而闻名；特别是路宽66米的迎泽大街的建设，更是引入注目。
珍视文物、保护文化遗产
每年大年初二、初三，**总要叫上几个懂行的人，到**晋祠文庙、兰村窦大夫寺、双塔寺这样一些文物点去视察。现在晋祠博物馆的馆藏品，无论是字画还是瓷器古玩，大部分是**当市长期间购置的。按购买文物规定，晋祠文管所主任牛树檀要先向市文化局打报告，可他不这样做，常常是直接找**，说：“我要去北京，买东西。”**说：“可以。”许多珍贵的文物就是这样买回来的。当时，外出购买文物最多也就带十万元，那时候，花不多的钱能买到的珍品，比如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董寿平等名人的画，现在，这些作品都价值连城了。所以，每次开馆展览，牛树檀都会由衷地说：“这是老市长的功劳。”
**从南京（1965至1979年任南京市市长）一回到**，就提出修复双塔的问题，并批了60万人民币作为维修费用。在80年代初期，60万可以盖两三幢职工宿舍楼。有人就告状，说**市住房那么紧张，怎么能拿出60万元钱去弄双塔？对此，**耐心地解释：“双塔是**的象征，又是明代的古物，如果现在不花钱去修补，一旦塌了，就无法挽回了。群众住房虽然紧张，但是作为整个**市来说，就是增加三幢楼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告状的人不服气，一直告上去，直捅到国务院。国务院把信批到文管会，文管会的领导一看告状信，说“被告的这个人有远见”。这下大家都知道**这个做法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有过而是有功。**保护文物的事实还有很多：**天龙山石窟、晋祠及晋祠难老泉、柳巷北口的唐槐等等，都是他一次次考察、布置周密措施保护下来的。除了这些实际保护行动，**还有个想法，在晋祠搞个东方艺术园。那个时候能有这种想法，应该说是很出格的。当时人们对保护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还很淡薄，可是如果那个时候不顶风保护下来、收藏起来，塌了、坏了，现在看什么？
爱才，用才，不诿过不争功
**在任期间，每逢过年过节，都要把市人事局的负责同志找去，并专门拨一笔款项，让他带人去看望各局的工程技术人员，问寒问暖，对有困难的家庭，要送救济款。他对工程技术人员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对他们提出的各种合理化建议，亦给予充分支持，同时也对他们在工作上、技术上提出要求。**平日话不多，但与工程师们谈起来却是滔滔不绝。从上海请来的老工程师，经常和他在一起商量事情，虽然**不是专业人员，但是那些工程师在许多方面都很佩服他，敬重他。
**喜欢有才干的人，他识才、爱才、用才、惜才。在五六十年代，对解放时接管过来的旧职人员如何使用，**有他自己的见解和做法。**在充分了解这些人的情况之后，就把他们安排到适当的部门和岗位，发挥他们的专长。个别才学出众者，**敢把他安排在市长办公室，成为人民的“笔杆子”。
**对犯有错误的同志本着“一用二帮”的态度对待。50年代，一位局长因说了错话，被撤职分配到西山搞绿化。但**从不歧视他，每次到西山察看绿化工作总要去看看他。他很感激**，把工作搞得很好。他负责的绿化地段是西山绿化质量最好的地段之一。还有一位搞政法的领导同志，因为收了别人一双布鞋被开除党藉，一直分配不了工作。**说，这个人虽然有错误，但还是有能力的，回市政府办公厅搞调查研究工作吧。这个同志说：“我就是这么个错误，开除了党籍，没有人要我，是岳市长把我收下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华北局召开工作会议，在那次会上，**市委有位身居高位的人，借《傅山画册》事件向省委发难（傅山先生乃明末清初**人，著名学者、思想家、名医、书画家）。此时，**已调任南京市长，他对山西找他调查的人讲：“此事上边没有责任，下边也没有责任，如果错了，完全由我负责。”
1967年夏天，**的造反派把**从南京“押解”回来进行批斗。当时有一种叫“拼刺刀”的批斗形式，就是企图从他的口中得到一些“炮弹”，用以整市里各部、委、局、办的“走资派”。结果是，凡属工作上的问题，**全部都承揽下来。他说：“没有他们的事。我是市长，他们是局长；我是市长，他们是工程师，这些方案都是我批准的。同志们有意见，给我提吧，该检讨的我检讨。”在场的各部门负责人如释重负。本来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蔫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由南京调回**，一次与人聊天时，有人又提起这件事，他说：“造反派提出的那些问题，放在部门负责人身上，就像西瓜，放在我头上，就像芝麻。我把它揽起来，就可以减轻大家的一些负担。”
“文化大革命”以后，**二次回到**，正是拨乱反正时期，百废待兴。他一项一项地去抓，特别是狠抓落实干部政策，成效显著。《中国青年报》某记者写了一篇文章，赞扬他六十多岁的人，又是术后病躯（“文革”中做过胃癌切除手术），依然勤奋工作，结果，被他压下来不让发表。
联系群众，与民相融
有一个1952年清华大学毕业的青年同志，分配到**市城建局工作。1954年修建和平北路由他承担图纸设计。**对他设计的图纸提了两点意见：第一，为了使路东宿舍区的居民减轻受马路躁音的干扰，将车行道中线向西移一米，东侧人行道增宽一米；第二，路西是规划中的工厂厂区，民居建筑少，故应将西侧人行道减窄一米，道路总宽度不变。这一增一减，使这个技术员很惊讶，当时他学的教科书上都没有防止道路噪音的内容。这引起了他的思索：“为何连世界上汽车运输最发达的美国，在道路设计规范中都未提及的噪声问题，却被一位不专门研究它的市长，在每千人仅有一辆汽车的**城里提出来了？”答案很简单，在城市建设的总体设计和规划中，**时刻考虑的就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在落实政策那段时间，上访的人特别多，有些干部就怕上访，躲着上访群众。**看到这个情况，专门为此成立了一个接待室。不管谁来告状，也不管状告何事，都有专人负责接待。需要领导出面解决，直接找领导解决；不需要直接解决的，接待室就负责和下面联系解决。这一下，两大院（市委和市政府）都安定下来，工作秩序也好了。一个接待室就解决了让许多人头疼的上访老大难问题。也有的群众不去办公室找，而是直接找到市委宿舍**的家里。**对秘书说：“你叫他进来说嘛，他说的事我能办就给他解决，我不能办就给他说明为什么不能办，我解决不了，他还一直找我干啥？有些人就是想说说，不是来闹事的，就是想把信给到你手里，看能不能解决，他就心安了。”60年代初，按规定，市委、市政府大院门口有武装人员站岗，**决定撤走市政府门口的岗哨。他认为，有些事情你看着是小事，但对老百姓就是大事。老百姓有一分奈何，他是不会找你的。
**有个观点：市政府既是城市里最大的行政机关，又是城市里为群众服务的最基层办事单位，政府不能脱离群众。为方便联系群众，他先是让市政府办公厅设立了一个“代表事务科”，专门负责联系、接待群众代表。后来，又改成联络处。可**还是觉得不能最广泛、最直接地听到群众的呼声，于是在1953年，又制定了一条接待群众的新制度——“市长接见人民代表制度”。制度规定：每月的15日，由市长、副市长轮流接待人民代表，直接听取人民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这是全国第一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对此写过评论文章。2003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小崔说事》栏目主持人崔永元，在翻看旧纪录片时，无意中发现**市市长通过“接见人民代表制度”，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的一辑新闻。他便抓住这条线索不放，费了几番周折才了解到这位市长就是**。
“文革”结束后，**二次返回**，无论谁去看他，也无论来人资格多老，职位多高，只要是私人交往，他从来都是在家里设家宴款待。一位老同志说：“我参加过多次，我可以断言，没有在并州饭店（**市政府的接待宾馆）请过一次客。”
**个人生活极简朴。但是，同志们有了困难，他从来不吝啬。1982年，南京市政府组织代表团来**洽谈业务。临行时，**市的洽谈方——市经委同志出于礼貌，想请对方吃顿饭，但中央有规定，不得拿公款请客，经委同志不敢动用公款。后来，他们想把机关订的旧报纸卖了，拿这个钱来表示一下。**知道了，说：“不要，不要，还卖报纸呢，我请客，你们坐陪不就行了嘛。”事后，**让司机拿了70块钱，交给并州饭店。同志们十分感慨：“拿个人的钱请公家的客人，这是周恩来作风！”
1985年，**去北京友谊医院治病，他严格执行规定，不带车、不许探视。因为病情恶化，医院决定让他返回**。走的时候，科室里的医生、护士都出来送行，一直送到医院门外，有的趴在救护车上掉泪：“我们大小干部都见过，没有见过这样的干部，特别认真，一点特殊化都没有。”本来，北京的大夫把**护送回**就完成任务了，但他们没想到岳市长在**市人民心中威望这样高。他们受了感动，一直陪到**追悼会结束才回去。
作为一市之长，**把他的全部心血和热情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市城建局总工程师顾豪说：“市长的职责就是抓城市建设，抓城市管理。有这个思想，有这个能力就是好市长。岳市长我投票！”**去世后，原定的遗体告别只有他的亲朋好友和省、市党政机关、各局委的自愿参加者。令组织者没有想到、也未做安排的是，遗体告别大厅外不知何时，在无人通知的情况下，已经有不少市民在厅外自动排好队伍，静静地等着“公家人”告别完之后，好与他们心中敬重的老市长告别。这个意外让负责治丧事务的人既感动又紧张——因为没有先例可依。他们一边与群众代表磋商，一边向上级领导请示，就在等待的时间，厅外的老百姓已经人传人、人告人，越集越多，队伍越排越长，马路上开始出现拥堵。请示结果，上级同意老百姓派代表进入大厅向老市长告别。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以后，街道两旁仍挤满了男女老幼，哭声一片。**去世以后，刘舒侠给李琦（曾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任**市委书记，后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去了封信，信里介绍了遗体告别会上，群众自发送老市长的场面。李琦看了很感动，他拿着刘舒侠的信，让北京的朋友们看，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但是，李琦认为有必要让他们看一看，说：“咱们党的官员，像这种情况有多少啊？他死了以后，在老百姓、普通市民中引起的震动有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