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总在一家面食店买面食，如果店家有事或货已卖完，也不去他家。我好奇：便宜？好吃？祖传……父亲打断我：他家做的东西自己家也吃，可靠！
想想刚刚过去的3.15，电视节目中揭露的种种行业内幕，我这个不太关心柴米油盐的人也完全可以体会老父亲的无奈和他朴素而实用的辨别智慧。说实话，现在的确是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可是，买到了，你敢放心大胆的吃吗？从三聚腈氨奶粉、到苏丹红，从化学小龙虾、到塑料米粉，包括近几日期双汇“瘦肉精”事件……好象所有的食品，都与化工原料和化工流程紧密相连，食品安全成为全社会面临的大问题。
要解决食品安全，首当其冲的是食品企业的诚信。作为文明古国，国人一向讲究“仁义礼智信”、“人无信不立”。“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也绝非耸人听闻。当务之急，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将这种危机化解，让诚信重新成为企业的信仰和追求。
首先，培养企业良知。企业应挂诚信牌，严格市场准入。按照企业年限、年度检查、产品专业鉴定、市场调查、投诉率、消费者评价等来建立一整套的综合评定机制，通过定期审查评定，给企业挂牌。对诚信企业给予减免税收、优先贷款等优惠政策，定期通过媒体进行诚信度公示。对企业质量自检进行严格的限制和监管，企业质检人员应外派驻厂，并设定责任追究制度。这种在制度监管和市场监督下运行的体制，才能使诚信真正成为企业的生命，使企业经营者把诚信而非生产量作为第一要务来抓，真正做到对社会有所担当。
其次，加强政府职能部门监管。尽管行业自律是构筑放心食品链的始端和源头，但在企业身陷信任危机的情势下，政府部门的强力介入或许是企业诚信重建的决定性力量。食品安全是最根本的民生大事，唯有用、合理、系统的制度和完善的监管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
所以，在完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应施以配套相应的执行机制。我国《刑法》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处罚较严厉，只要实施了此类一定行为即构成犯罪，出现严重后果还要加重处罚。但实际情况是，目前涉及到食品安全领域的处罚仍然以行政处罚为主，相对宽松，甚至过于宽容：警告、限期整改、罚款，然后才是停业等处罚。在这个过程中，又有多少不合格的东西流入市场？企业真的可以在规劝中收敛吗？一方面是暴利，一方面是婉言，以利为先的企业，会选择哪一方？这里多少有点唐僧劝妖的意味。理应减少行政执法的弹性空间，自由裁量权越小，责任越能明确，罚才能当其过。如今的市场诚信，不下大力气是无法重新建立的。如果一个企业，一旦被发现违规违法，先停业。行政执法部门在一定期限内查明原因，确是企业责任的，重罚并设定其生产或销售环节的跟踪察看时限；再发现，直接关闭；严重的，其法人不再有重办企业的资格。相信任何一个企业面对如此重罚都会三思而后行的。
第三，要加强对行政执法部门移送刑事案件的监督制约。对企业生产、销售有监管权利的工商、质检等行政管理部门在监管过程中，应加强事前监管，而非事后执法。加强对企业生产、销售流程的专业化监管，不仅是约束企业向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行政执法部门的重要职责。事前监管不利导致食品企业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应视为监管部门失职，甚至渎职，并予以追究。以此来增强行政执法部门监管的主动性、积极性、责任心。此外，加强对事后执法（行政处罚案件）的法律监督，也是督促行政执法部门履职的有效手段。曹建明检察长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做的工作报告中提到：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等工作机制，就是在着力解决渎职侵权犯罪发现难、立案难、查证难、处理难等问题。加强对行政执法部门的法律监督，促进其依法行政的同时，必然提高其对企业的监管力度。
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更要顾全社会整体效益。经济越是发展，越是需要诚信有序的人文环境。一方面，诚信是市场秩序的保障，有了公平公正的买卖，才有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诚信是文明进步的基石。它不仅能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且有助于弥补法令制度的缺陷。
我们都知道，市场经济虽然讲竞争，讲效率，但首先要讲安全。成熟的市场经济应当是讲道德、讲诚信的经济。历史也一再证明：没有诚信等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迟早会引发灾难。管子曾说过：“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结”可以理解为凝聚力、公信力、执行力。国人也常常感叹：如果天天是3.15就好了。从此一句感慨，足以证明：健全法制、机制，加大惩治力度，加强有效管理，为食品安全提供坚实保障，人民群众对企业、政府的信心就会增强，党的威信也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